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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名字叫朱建,他是一個平凡的人,認認真真、兢兢業業做出的是不平凡的事。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越南雖然在1979年被我軍打得落花流水,但背后有蘇聯的撐腰仍然不甘于失敗,在我云南邊境仍然不斷的尋覓滋事,企圖用對付法國、美國的那一套將我國拖入戰爭的泥潭。1982年四川安岳縣的冬天因為一幫熱血青年而變得很暖,其中有一位剛滿十八歲的青年懷揣著“保家衛國”的理想抱負應征入伍,被分配到當時隸屬昆明軍區的某步兵連隊,他的名字叫朱建。作為一個新兵他在訓練中嚴格要求自己,每日刻苦訓練,希望有朝一日能端著槍真正意義上的上陣殺敵保家衛國。
在部隊訓練一年有余,因老兵退伍,團部需要一名機要打字員,朱建因平時訓練刻苦,腦筋靈活,且是那個年代少有的上過高中的“文化兵”,被連隊舉薦到團部。在朱建知道被調往團部任打字員的時候,滿腔熱血的他跟連部鬧起了“情緒”,拒不赴任并跟連長抱怨道:“我才不去做什么機要打字員躲到后面去,我要上陣殺敵,我要上前線。”連長聽完后哈哈大笑并回答到:“做打字員,比上前線打仗能消滅更多的敵人,做好打字員能及時快速的把情報以及作戰計劃發放到各處,能消滅一個連,甚至一個團;且在團部你不光是做打字員,端上槍還要肩負保衛團部首長的重任。”在連隊干部的好說歹說下,朱建最后勉強接受了去團部任打字員的命令。
1984年4月,就在朱建任打字員不久,其所在的部隊開拔奔赴對越反擊戰的前線;為了打擊越軍的囂張氣焰,我軍決定發動者陰山狙擊戰,朱建所在的部隊也是參戰部隊之一。雖說在團部,但隨著戰略縱深的推進,團指揮所也是一步步向著前線推進,由于我軍采取的是迂回穿插的戰術,對敵軍實施反包圍,有時候團指揮所的前后左右都有可能出現敵軍,且因為是指揮所,更容易成為敵人實施“斬首”行動的目標,不可謂不危機四伏。交戰的時日里炮彈聲每天由遠至近,再由近至遠,此起披伏,但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的朱建顧不上這些,每天小心謹慎的處理絕密的軍事文件,然后一絲不茍的將文件打出來送給首長查閱或者下發給各連隊。1984年12月,朱建所在的部隊接到上級的換防命令,撤出前線休整待命。此次戰斗,朱建所在的部隊為了保衛祖國邊疆共犧牲了三十幾名戰士;每回憶至此,朱建心里會有一種莫名的感傷,人世間最真摯的感情莫過于一起扛過槍。
1987年,朱建退伍回到家鄉,在鄉鎮村委從事治安保護的工作,繼續在基層發光發熱。1992年,改革開放的浪潮襲轉深圳,朱建隨著人潮來到深圳,在建筑工地上做泥瓦工,并一做就是十年,現在走在大街上他都會自豪的說哪個高樓大廈是我們建筑隊建的。
2002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朱建加入了福田物業這個大家庭,并服務于福田區法院項目任清潔環境主管,這一干就是十七年,同事們都親切的稱呼他為“朱院長”,因為貨真價實的院長因為換屆已經走過好幾任,而他仍然堅若磐石的守護著福田區法院這個項目,兢兢業業的做好每項工作。
2019年,應公司要求朱建被派往全海花園項目任清潔環境主管。2020年初,新冠疫情肆虐,為做好疫情防控,無論是春節假期還是周末休息日,他每天早上6:30,下午2:00給清潔員工做好體溫檢測以后,便戴好口罩、防護手套等防護物品,背著重達三十斤的消毒水,嚴格按照要求反復奔波在小區花園、垃圾投放點、公共洗手間、地下停車場巡回消毒;且他還要兼顧員工春節回家過年因疫情期間受困不能及時返崗的部分工作。而不為人知的是此時他因日積月累的消耗,正強忍著病痛堅守在工作崗位上,并三番五次的拒絕家里人立即就醫的建議,展現了軍人“輕傷不下火線”的崇高品質。后因工作表現突出被福田區物業防疫先鋒專報評為“抗議先鋒”并登報表揚。
作為一名退伍軍人,他把服從命令當做一種信仰,從福田區法院項目到全海花園項目,再到如今的福田武裝部項目,朱建用服從踐行了對公司的絕對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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